刚刚,「 人类史上最大IPO 」诞生了! Anthropic正式登陆纳斯达克,股票代码「ANT」。 本次IPO发行价为每股83美元,募资规模达 813亿美元 ,超过SpaceX今年6月 750亿美元 的初始募资额,刷新全球IPO纪录。 开盘后,Anthropic股价报 111.50美元 ,较发行价高开约 34% 。 Anthropic的市值一度逼近 2万亿美元 ;即便按流通股本计算,也有 1.44万亿美元 ,超过了全球市值最高的药企礼来。 一家成立仅五年的AI公司,上市首日的市值就超过了靠GLP-1登顶的“药王”。 华尔街不仅仅是在押注 Claude。它在押注AI 的未来。 但有意思的是,在这个资本狂欢的时刻,创始人Dario Amodei在敲钟前的讲话,却从自己的父亲讲起。 他的父亲曾死于一种疾病。而仅仅几年后,这种疾病就已经有了治愈方法。谈及这段经历,Dario说: 「足够强大的AI与人类协作,有望把一个世纪的科学和医学进步压缩进十年。」 在此前的IPO路演中,Dario曾抛出一连串更大胆的预言: 不到十年,癌症、阿尔茨海默病、心脏病,甚至精神疾病,都可能成为历史。 听起来,这似乎是一个AI狂热者对未来的激进畅想。 但Dario并不是生物学的门外汉。进入AI行业之前,他曾在生物学领域深耕近十年,最后一站是斯坦福医学院的蛋白质组学实验室。 父亲因病离世、自己也曾罹患癌症的经历,更让生物医学进步成为他个人使命中重要的一部分。 这种背景,也在影响Anthropic接下来的战略。 过去半年,Anthropic接连收购AI生物技术公司、引入诺奖得主John Jumper、建设湿实验室,并与赛诺菲、诺和诺德达成药物发现合作...... 一家通用大模型公司,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生物医药? 这背后,藏着Dario Amodei人生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。 晚到的疗法,一个物理学生的转向 Dario于1983年在旧金山出生。 父亲Riccardo是皮具匠人,母亲Elena Engel出生在芝加哥,在伯克利和旧金山负责图书馆的翻修工程。 小时候的Dario几乎只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,互联网泡沫正热的年代,他对做网站毫无兴趣,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想发现的是「基本的科学真理」。 然而父亲的病逝,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 夺走他父亲生命的是 丙型肝炎 ,一种当时还没有特效药的慢性病。 更残酷的是,几年后吉利德的丙肝新药 索非布韦 ( sofosbuvir )获得美国 FDA 批准,联合用药的治愈率超过 90% ,丙肝从此成了一种可以治愈的病。 父亲去世后,原本攻读理论物理的Dario把研究方向转向了生物学和人类疾病。 后来回忆起这件事, Dario痛彻心扉 : “ 我的父亲死于一种疾病,而就在他去世几年后,这种病被治愈了。 ” 2010年代初和他交往过的Jade Wang说,这件事塑造了他的人生 :“那就是他父亲大概率会死,和大概率能活下来之间的差别。” 在普林斯顿,带着丧父之痛的Dario选择从视网膜切入,去破解人体的复杂性。 视网膜是大脑接收外部世界的第一道关口,信号从这里传往视觉皮层,再被加工成我们看到的图像,因此它也是研究神经系统的重要窗口。 Dario对现有的视网膜信号测量手段很不满意,干脆参与发明了一种更先进的传感器来获取更多数据,这在实验室里颇为少见。 他的博士论文也因此获得了赫兹论文奖,这一奖项专门表彰将学术研究推向现实应用的学者。 博士毕业后,他来到斯坦福医学院,进入Parag Mallick的实验室做博士后,方向是质谱蛋白质组学。 值得注意的是,Mallick后来联合创办了蛋白质组学公司Nautilus Biotechnology,并出任首席科学家,这家公司如今已在纳斯达克上市。 如果没有后来转向AI,Dario或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生物学家,甚至也参与船业,但也不会拥有今天这样改变世界的影响力。 在实验室里,他撞上了 「 人类尺度 」 的天花板 在斯坦福Parag Mallick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,Dario的课题是分析肿瘤内部和周围的蛋白质,用来检测转移性癌细胞。 这项工作让他第一次真正看清了生物学有多复杂。 他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解释过:一份质谱样本里就有成千上万种蛋白质,彼此交织、动态变化,这种复杂程度令人难以置信。 正是在这里,他又做出了一个改变职业方向的判断。 “ 生物学底层问题的复杂性,感觉已经超出了人类的尺度。要理解这一切,你需要成百上千名研究人员。 ” 而当时刚刚兴起的AI,在他看来是“唯一能弥合这道鸿沟的技术”。 2012年前后,以AlexNet为代表的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上取得突破,AI开始真正有用了。 Dario注意到,这种技术和人脑有相似之处,却可以做得更大、扩展得更好,甚至有可能学会生物学这样的任务。 当然,他并没有一